To The Moon

爲什麼任正非會懼怕愛國情緒綁架華爲？ 爲什麼世人皆知美國發動戰爭或貿易制裁的藉口通常都是莫須有，但美國仍樂此不疲的找藉口？ 爲什麼別國經濟一旦達到美國2/3就會遭受其全面打擊？ 爲什麼大國沙文主義如此常見？ 近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爲反制美國的大王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5月31日，商務部宣佈推出“不可靠實體清單”，中美經濟的合作基礎還有沒有？ 衆多問題在傳統經濟學角度難以得到解答，卻會在獨立於主流經濟學之外的衝突經濟學，找到大國博弈背後的邏輯。 深圳將成爲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 2019年4月20日，在“大灣區與深圳的未來”高峯論壇上，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發表演講時提到，“深圳將成爲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認爲深圳幾年後會超越美國的硅谷。對標硅谷那應該是指深圳將成爲世界高科技中心。 不過任正非或許對張五常的觀點有所疑慮，任正非認爲科技創新不光要砸錢、還要砸物理學家、數學家等，任正非的質疑聲振聾發聵：“房價這麼高,怎能安心搞數學搞物理?” 深圳能不能成爲地球的經濟中心，尚需時間驗證。但深圳的房價或將超前一步成爲地球中心，全球十大房價最貴城市，中國已經佔了4個，北上深港，目前的地球中心是香港。 張五常的導師赫舒拉發或許也會對張五常的觀點持有異見，歷史來看，美國不允許其他國家經濟體量超越其2/3，哪怕是盟友，一旦超過即會發生衝突，而衝突正是赫舒拉發的重點研究領域。他或許不會認爲只有經濟內生動力就會打造一個地球經濟中心。地球經濟中心位置的轉移，已不單單是科研問題，還將牽扯到大國博弈（衝突）。 這或許可以解釋美國的封殺矛頭直指深圳粵海街道辦，被封殺的中國高科技企業多集中於此，特朗普直言不諱的說，我們不允許其他國家在未來重要工業領域超過美國。 這並不是自由競爭，這是大國博弈。 這是衝突經濟學。 衝突經濟學 張五常從不諱言其年輕時成績並不理想（兩次留級兩次開除），這個過程反襯了其之後學習過程中那令人矚目的優秀。 1959年，張五常25歲，從事了幾年攝影之後，重返校園，就讀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商科，後轉讀經濟學。1961年，張五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導師赫舒拉發。 赫舒拉發在傳統經濟學領域同樣是一位大家，他性格和藹，嘴角常含微笑，思維敏捷，知識廣泛，涉獵多個領域，授課樂於探討，更是財務投資學的開山鼻祖。 赫舒拉發的更爲卓越之處在於其已經突破了傳統經濟學框架，開始系統性研究衝突經濟學，並將傳統經濟學與衝突經濟學融合。 人類有兩種不同的勞動方式：一種是生產或改造經濟商品，另一種是佔有他人生產的物品——維弗雷多·帕累託。 謀生的主要方式也有兩種：第一種是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和創造有價值的服務，以便和其他生產者進行交換。第二種是你可以多佔一些不是由你生產出來的產品或創造出來的服務。這兩種可分爲生產與交換和搶掠與衝突——《力量的陰暗面》，作者：傑克·赫舒拉發。 兩種模式皆由人之自利性驅動，人或將資源投入生產增加自身財富並帶動社會財富增加；或將資源投入搶掠增加自身財富，並導致社會財富減少（因爲投入資源消失）。 但傳統經濟學幾乎全部集中於研究生產與交換，甚少有人研究搶掠與衝突模式下的經濟運行——衝突經濟學。 衝突研究較少並不代表其行爲不常見，小至偷偷摸摸、綁架勒索，大至權力尋租、大國博弈，皆是衝突經濟學的表現。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把階級鬥爭放在首要位置，也是一種衝突經濟學。 人爲羣體動物，兼具個體性和羣體性。人的羣體性會要求壯大羣體實力（公共利益）來對抗外部風險（競爭）。 個體逐利有損於公共利益，就表現爲逐利性之黑暗一面； 個體逐利有利於公共利益，則表現爲逐利性之陽光一面，這也是道德的基點，道德起源於個體行爲符合公共利益。 中國自古至今的都深受道德學說影響，強調公共利益，但過於強調公共利益會侵犯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受損則經濟無效率。美國則相反，強調私人利益，美聯邦成立之時是一個類似於聯合國的組織，難言公共利益。19世紀中期，美國文藝復興領袖愛默生曾自孔子道德學說取經，影響並改變了之後的美國精神。 《力量的陰暗面》是一本系統性研究逐利性之黑暗一面（包括大國博弈）的教科書，也是赫舒拉發的代表作。 書中研究了存量資源何時會被用於合作創造財富，何時會被用於搶掠和衝突，以及激發衝突的其他驅動因素。可惜的是，這位大家極其喜歡運用數學。 近代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古典學派的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曾經建言其他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數學理論轉化爲通俗易懂的語言，利於大衆傳播。 但赫舒拉發顯然延續了自我的寫作習慣，《力量的陰暗面》一書經常大量引用數學理論，相當晦澀，並不適合大衆閱讀習慣，大衆傳播度很低。 搜了一下某寶銷量，排名前十的商家月累計售出兩本。 橫向衝突與縱向衝突 能力相當的衝突，稱爲橫向衝突，能力差距懸殊的衝突則被稱爲縱向衝突。而現代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就是維持其縱向衝突優勢，無論軍事還是經濟都不允許別國有和美國橫向衝突的能力。 1960年，謝林（美國）出版《衝突的戰略》開始探討國家戰略政策方面的博弈問題，這是西方衝突經濟學的早期雛形，可見60年前，美國對衝突獲利的研究已經相當深入。 謝林認爲，即算是不共戴天的戰爭，也包含着敵對雙方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礎。中蘇冷戰並沒有轉變爲熱戰，即受到此影響，敵對雙方的默契合作成功避免了戰爭升級。 衝突經濟學，出發點仍源於人之自利性，美蘇雙方軍事實力相近，是一種橫向衝突，很可能投入大量戰爭資本卻難以取得回報，即算先行發動攻擊也難將對手一擊致命，對方的反擊反會讓自己損失慘重，這不符合利己原則。 超級大國們力圖在對抗情況下，理解對方的威脅與承諾背後心照不宣的信號，成功的避免了戰爭升級。 冷戰之後，美國主要戰略定位即維持其縱向衝突優勢。軍事上，美國武力超越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經濟上，任何其他國家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2/3就會遭到美國重點打擊，美國的盟友日本也不例外。 中美貿易爭端，是侷限於經濟領域的衝突，並沒有向軍事戰爭擴展的跡象。但美方在經濟領域具有縱向衝突優勢是不爭的事實，這導致美方行爲更具攻擊性，但雙方仍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礎。後文再述。 利益——決定是合作還是衝突的主要影響因素 合作與衝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旋律，是合作還是衝突源於自利性驅動。 各國經濟資源可視爲固定存量（美國除外，美元的世界貨幣屬性導致其可印鈔在短期內任意購入經濟資源，其他國家很難與其進行實力對等的橫向衝突），存量資源即可用於衝突獲利，也可用於合作獲利。兩者有如下關係： 1. 合作處於衝突的陰影之下 只有瞭解威脅和抗爭、資本和勞力、原告與被告、國家之間、公司之間，衝突會帶來更大的損失，纔會選擇合作。放至資本與勞力角度看，資本之間的壟斷合作導致了壟斷組織盛行，侵犯勞動者利益，反過來導致資本與勞力的衝突。資本與勞力的衝突導致資本承受更大損失，是衝突的陰影導致資本選擇與勞力合作，從而雙贏。 2. 合作是爲了準備侵犯他人(或防止被侵犯)而實施的共謀 亞當斯密說：“當一國努力發展並變富有時，就會成爲最易被攻擊的國家”，這會導致侵略者們合作集體侵犯，中國熟知的典型就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即使一國內部法律和政策能激發財富創造，但外部仍會覬覦其經濟果實除非其有能力保衛成果，合作創造財富與合作保衛財富是缺一不可的。美國各州聯合組成美國聯邦，最初的目的就是爲了抵抗英軍侵犯。共同的抵抗目標壓制了內部矛盾，美國奴隸州和自由州才得以聯合。國家就是一種合作組織，一個隨時準備抵禦侵犯或者侵犯他人的組織，而足夠強大的防禦力量隨時可以轉換爲侵略力量，大國沙文主義很難避免。可以譴責大國沙文主義來佔據道德制高點，但要承認其客觀存在。 惡意，衝突的其他影響因素 逐利是影響衝突最主要因素，但導致衝突的卻不僅僅只是逐利。惡意就是影響衝突的其他因素之一。 很明顯，人有好惡之別，遠近親疏之分。在正常交易之外，對於身邊的親人，人會樂於犧牲自身部分利益使其獲得收益，中國絕大多數父母都樂於爲孩子捨棄自身利益（享受）。而對於厭惡的人，則會寧肯自身利益受損也不想對方獲得收益。惡意增加衝突，而善意減少衝突。 相同的文化、道德價值觀、共同目標賦予特定人羣（國家）一種類似的血緣、親情的關係，並觸發親和本能，互相釋放善意。而對於羣體之外的，則多以共同道德觀（價值觀）來判定親疏遠近。價值觀偏差較遠的（譬如不同宗教或政治模式差異的國家），或會導致雙方互相懷有惡意，不吝於自我損失也要使對方損失更大，本可以合作共贏解決的問題最終走向衝突。 大國衝突爲什麼要佔據道德制高點？ 人之自利性符合羣體利益，是道德的基點。而法律基於道德，用以作爲解決具體事務的依據並以暴力機關維持其正常運行。在處理具體事務有法可依時，法律置於道德之前。但法律空白區域也不是真空，道德是潛在的依據。 美國的文藝復興領袖——愛默生（1803-1882），就非常崇尚孔子的道德學說，並在其創辦的超驗主義理論刊物《日晷》中，連續刊載中國聖哲的語錄，如《論語》、《孟子》、《四書》等。甚至被譽爲“美國的孔子”。 注：超驗主義認爲人靠自己，愛默生名言，“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做你自己“直至今日仍是美國精神的象徵。 愛默生推崇孔子源於其實用主義，愛默生時期，美國進行了工業化革命並爆發內戰，美國作爲移民國家，自我文化缺失、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物慾橫流，國內內戰又使其反思道德對社會精神、文化和法律的指導缺位。一種現成的成熟道德觀有助於美國建立自身文化。愛默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構築了美國獨立、自由的新型文化。 但封建中國的社會組織形態並不爲愛默生所推崇。愛默生甚至認爲：“中華帝國享有的純粹是木乃伊的名聲，將世界上最醜陋的特徵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之久“。封建中國本身雖爲道德治國，卻缺失了具體的法律技術手段，道德觀與具體事務處理完全脫節，反而形成了權術治國，常常導致對私人利益的侵犯，並壓制經濟效率。 在國與國之間，經常是法律的空白區域，道德就成爲潛在的規則，不符合共同的道德價值觀標準，將激起衝突國家甚至圍觀國家的惡意，降低合作共贏的可能性。 至今在國際社會體系下，發生衝突時，搶佔道德制高點，師出有名都是極其重要而又極其必要的，但佔字也可看出，多數時間這是手段而非真道德。 譬如：1898年，當時停泊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的美國海軍“緬因號”巡洋艦突然莫名其妙地發生了爆炸，造成164人死亡，100人受傷。不久後美國就宣稱“緬因號”巡洋艦爆炸是西班牙水雷攻擊造成的，並以此爲藉口向西班牙開戰，美西戰爭爆發。但西班牙拒不承認發射水雷，並要求派人登上“緬因號”調查。美國卻拒絕了西班牙人的要求，並在事件發生的幾天後將“緬因號”沉入大海，此事的真相也就成了“永遠的謎”。 2003年，美國指責伊拉克薩達姆政府擁有違反國際條約、足以威脅世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任國務卿鮑威爾甚至在聯合國展示有關證據，一管白色粉末，要求聯合國同意美國動武。 最終美國以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爲由，繞開聯合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那管白色粉末，普京認爲搞不好那是一管洗衣粉。 上週，又出現了華爲快遞莫名被聯邦快遞轉運至美國。聯邦快遞簡單的一句失誤解釋了事，美方政界並無多大反應。 但可以設想下，假如這是中國快遞公司將美國高科技公司快遞轉運至中國，美方態度必然大爲不同。 很顯然，美國的道德標準並不一致，其行爲只是在利用道德制高點，激起國內（甚至旁觀國）足夠的惡意，進而可以順利發動衝突手段，而假如沒有這個道德制高點，其國內必然反戰情緒高昂，衝突手段或難以落實。 世界本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當今世界，道德制高點被利用是客觀事實，抱怨無濟於事。一方面固然要予以譴責搶奪道德制高點，一方面卻只能在承認這個客觀事實之下尋求解決方案。 任正非就是一位深具戰略眼光的領導者，任正非在接受媒體時表態：“目前對華爲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鮮明的愛國主義支持華爲，一種是華爲綁架了全社會的愛國情緒。”任正非說，“自己的小孩就是不愛華爲，因爲他愛蘋果。餘承東總說老闆不爲我們宣傳。我們制止他們瞎喊口號，不要煽動民族情緒。” 任正非表態背後的衝突經濟學原理是什麼？ 很明顯，任由國內愛國情緒發展進而與美方敵對情緒加劇，會導致雙方深具惡意，華爲或可能以合作模式解決的問題將演變爲衝突加劇。作爲企業領導者，逐利纔是任正非的先天職責，他需要將方案推向合作而非衝突，消解雙方的敵對惡意就是將方案推向合作的手段。 過度樂觀，衝突的其他影響因素 我們在談到金融時經常會用到一個詞叫預期，這是人類的理性思維的對未來走勢的判斷。非人類生物僅有本能，不具有理性思維，也不具有預期。理性思維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最大不同之處。 合作或衝突源於逐利，而逐利卻只是個預期，而非現實結果。 人總是善於高估樂觀，而低估風險，這點認知心理研究者已經證實。人先天的樂觀預期或許會低估衝突投入，而高估回報，從而導致本可以用合作解決的問題走向衝突。 上圖，預期較高導致雙方失去合作空間，進而發生衝突。 市場換技術， 到金融市場換商品市場的演變跡象 1997年之後，中國長期是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拉動經濟發展的無非就是需求和投資，拉動世界經濟發展，也只能源於這兩個選項： 1. 對外輸出消費需求，即貿易逆差，拉動世界經濟發展。這個由於中國持續順差，對此是毫無貢獻的，這點需要認清。 2. 吸收國外投資並提供收益，拉動世界經濟發展。投資轉變爲收益的過程需要中國提供國內市場，爲防止混淆將這個定義爲中國投資市場，這個纔是中國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 市場換技術，正是吸收國外投資的產物，中國投資的高收益吸引海外資本以技術交換投資市場，中國投資高收益也掩蓋了美國對中國輸出逆差的問題，這是一個中國投資市場交換美國商品市場的合作。 特朗普上臺之後猛懟奧巴馬、克林頓對中國的友善政策，但彼時中美是深具合作基礎的，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正是中國的投資市場帶動了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也是依賴中國將美國經濟拉出泥潭。 中美合作基礎將力壓衝突可能，從中國經濟受益的美企不需引導也會傾盡全力調和中美關係，中美必然會是友善政策，事實上假如任期互換，特朗普的執政政策或許連上臺都不可能。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日本，中日由於歷史原因雙方深具惡意，但中國投資市場的收益將中日之間的惡意掩蓋，形成合作基礎，中日多年政冷經熱。 市場換技術是合作的產物，換代表了這是建立於雙方意願之上的合作，這本身並沒有爭議。中美逆差也是投資市場換商品市場的產物，這本身也沒有爭議，假如有爭議的話，美國也不會20年之後才提出來。 爭議的源頭在於目前中國資本收益嚴重下滑，投資市場萎縮，這也導致了中國需要進行產業升級，又與美國高科技產業形成競爭關係，對美國經濟的拉動能力下降，但貿易逆差沒變甚至還在增長，投資市場換商品市場的合作基礎失衡。 合作是處於衝突的陰影之下的，合作失衡，所掩蓋的衝突矛盾就暴露出來。技術換市場被當作問題提出，貿易順差問題就也被翻了出來。 那麼要使其不走向衝突，或需重新平衡雙方合作基礎，而產業升級勢必難以放棄，可能選項有： 1. 中國投資市場萎縮，擴大新的市場補充 例如開放金融市場。筆者在上篇文章中詳述過，美國對金融市場的開發慾望，和中國對商品市場的開發慾望（中國2012年超越美國，成爲世界最大貿易國），同樣的強烈。於是金融市場交換商品市場或許能成爲雙方新的合作基礎。5月25日，郭樹清表示：“金融業開放是大勢所趨，不會停頓，更不會倒退。定調確認金融業繼續加大開放。 2. 中國投資市場萎縮，消減對美貿易逆差，平衡合作基礎 目前中國投資市場萎縮，美國已不願意讓中國維持原有對美貿易逆差，事實上美國本身並不在乎貿易逆差，其更在乎的是能從投資渠道和金融渠道賺回這個逆差。 3. 消減雙方惡意，惡意將會加劇衝突的可能性 衆多非理性情緒呼籲制裁蘋果公司，但互相制裁會加深雙方惡意，任正非強烈反對制裁蘋果，中國政府目前也並未對蘋果公司實施制裁，是釋放了一種善意。 4. 雙方調整各自預期 5月31日，商務部召開專題新聞發佈會，宣佈將對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於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或立足於打擊美方預期，促使美國將預期降低，以打促和。 近期文章中見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提出三張王牌反制美國，兩張小王是稀土、美債、大王則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 稀土手段曾經在2010年動用過、而大量賣出美債，又會導致中國手中美債價值縮水。商務部貌似是吸納了金燦榮的建議，出大王。 事實上有較高投資收益的時候，美國公司一直在強力潤滑中美關係，這是利益驅動的，不需要特別引導也會如此。 而外資投資收益下滑之下，本被掩蓋的衝突矛盾已經暴露，如果繼續將外資投資市場作爲反制王牌，固然可能會打擊美方使其降低預期，但也可能是合作基礎進一步摧毀，或還將激起雙方惡意加深，將結果推向不可逆的衝突。此外，美元目前處於迴流週期，特朗普一再要求美企迴流，或將與合作基礎受到摧毀問題疊加，造成助推效果。 CGTN女主播劉欣應約與FOX商業頻道女主播翠西就中美貿易等相關話題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事後央視採訪劉欣，劉欣表示專門佩戴玉吊墜，代表寧可玉碎這股氣。 然中美雙方處於縱向衝突或稱不對等博弈，單以逆差來看也是中國損失更大，寧爲玉碎固然重要，合作雙贏才更有利。 這或者需要更多的人對此有一些更清醒的認識，而非僅僅打足雞血，情緒爆燃，畢竟大多數“玉”肯定不希望自己碎。 本文歡迎轉發，希望更多的人對此有所清醒認識。